我是西南交通大学物流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，住在犀浦校区。大二下学期，是一个很微妙的节点。褪去了大一的懵懂，离毕业和未来又似乎还有一段安全的距离。日子是规律的：在犀浦宽敞的教学楼间骑车穿行，在图书馆刷夜，偶尔和室友争论一个配送路径优化的算法。和高中时想象的那种“惊天动地”的大学生活不同，更多时候，面对的是解不出的题、跑不通的仿真，和对未来若隐若现的迷茫。

我学的是物流。这个选择，当初是理性的——行业发展快，前景广阔。但理性并不总能提供热爱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巨大机器旁的学徒，知道它会轰鸣运转，却不理解它内部那滚烫的、令人颤栗的韵律。直到我在校史馆里，真正“遇见”了茅以升先生。

在西南交大，“唐臣”无处不在。唐臣路、唐臣书院，是方位，是地标，但对当时的我而言，也只是一个个需要在地图上记住的名词。真正的触动，是我读到那行文字：“1937年12月23日，为阻日寇，茅以升亲手炸毁仅通车89天的钱塘江大桥。”建桥三年，毁桥一瞬。而这决定，是出于一个工程师最冷静的理性，和最深沉的悲悯——阻断侵略者的道路，为家国存亡争取时间。那一刹那，我心中某个开关被拨动了。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，“物流”这门学科，或许并非始于现代供应链的概念，它可能就始于那些被炸断的桥、被抢修的路、在烽火中艰难维系着的生命线。茅以升先生造的，是钢筋混凝土的桥；他护的，是一个民族危难时刻不能断绝的“物流”——人员的撤退、物资的转移、文明的火种。

这个念头击中了我。我开始疯狂查阅资料。我发现，抗战时期，先生不仅造桥，还常年辗转于工程材料的运输和交通路线的规划。他参与设计的战地公路和运输网络，是那个时代国家血管里艰难流淌的血液。那一刻，我与这位百年前的“唐臣”，产生了一种极其私人的联结。他的风骨，不在于没有恐惧，而在于恐惧时仍选择担当；不在于不知前路，而在于用最极致的专业，去照亮最黑暗的夜。

茅以升先生有一句话，我后来在无数个场合读到，每次都心潮翻涌：“桥何名欤？曰奋斗。”

奋斗。对我们这一代“物流人”而言，奋斗是什么？我们不需要在烽火中炸桥护国，但“卡脖子”的技术难题、偏远山区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物流痛点、全球供应链日益复杂的博弈……这些，何尝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形天堑？

坦白说，我还不太完全理解“奋斗”这个词的全部含义。我现在大二，没有参加过什么科创项目，没有拿过竞赛奖项，甚至还没有想清楚毕业之后要考研还是工作。走在犀浦的校园里，我看起来和任何一名普通的交大学生没什么两样。但我确实记得走出校史馆时的那种感受。骑车回宿舍的路上，犀浦的风有点凉，心里却很安静。不是突然被打满了鸡血，而是感到某种更缓慢、更踏实的变化——好像之前散落在各处的碎片，开始慢慢拼到一起。

我想，这就是“唐臣风骨”在我这个年纪可能的样子。他还不是一种已经长成的品格，更像是一颗刚埋下的种子。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，但我知道它在那里。

先生是桥，渡人于天堑。我们是流，涌动在时代的血脉里。

桥定其向，流载其物。在犀浦这片热土上，在交大“竢实扬华，自强不息”的精神浸润中，我已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大二下了，我不再迷茫。我不需要成为茅以升，但我可以带着他的风骨，去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“物畅其流”。

桥跨江河，物流天下。先生，您那一炸，炸醒了一个后辈心中的桥；而我们这一代，会用奔腾不息的流量，去抵达您曾眺望过的远方。这，便是一名犀浦少年，此刻最真诚的叩问与回答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雷平  物流工程专业2024级本科生